海外的清宫文物 绝大部分是非法外流

孙行之

帝国斜阳之时，别说整个国家，皇帝甚至都已管不住他的宫廷。

刚刚行完大婚之礼的溥仪和婉容愕然发现，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全都被换成了赝品。宫女、太监偷盗猖獗至此，溥仪不得不动用刑罚。但 追查又导致更大的损失：对宫廷库房的清点刚刚开始，一场大火就把存放着大量皇室珍宝的建福宫花园烧光，1157件书画、数万册古籍以及2665尊金佛不复 存在。诸多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由太监制造的故意纵火案，目的就是为了销毁罪证。家奴盗窃成风也就罢了，身边那些“书生气太多”的“帝师”更令溥仪意外。在自 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慨叹，这些原本被他认为“不会沽名钓誉”的人，也纷纷染指清宫文物，借而不还，甚至不经赏赐就取走。而这些文物大都流入北京的古 董商手中。

主动或被动的，从留守宫廷到迁居长春，自溥仪之手流出的顶级文物数以千计。但他绝不是清宫文物流失的唯一出口。事实上，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直至抗战，中国就像一个满是枪眼的油罐，堵哪儿都没用，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国之重宝倾泻而出，流散民间或飘零海外。

长期以来，清宫文物的流散状况就是一笔巨大的糊涂账。2008年启动的“清宫散佚文物调查”项目，历时五年，终于形成一份相对全面可靠的“账 单”。在《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一书中，详细列明了英、美、法、日、德、意、加等国的重要博物馆所藏的清宫文物，作者之一、时任故宫 博物院副院长的段勇，正是这一调查项目的负责人。

“项目成果建立在中外前辈学者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杨仁恺、陈文平、郑欣淼和日本的铃木敬等都做了翔实的研究。我们如果从零开始，那工程就太浩大 了。”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刚调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段勇反复强调。可即便如此，调查的难度依然“远比之前想象的大”，因为“资料汇总容易，但甄别、订正就 很难，这些工作非常琐碎、细微”。与起先以数据为主的调查报告不同，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书，补充了大量文字，论述了文物散佚的历史、海内外馆藏体系、拍卖市 场与文物追索等诸多议题。

文物外流的问题，需要“全面看待”

就在溥仪一边暗中将文物送出皇宫，一边为家贼头疼之前，距紫禁城不远的恭王府里，末代恭亲王溥伟已经准备把府内传承几代的文物卖给日本古董商山 中定次郎。溥伟此举，据说是为了筹措清廷复辟的军饷。“这是山中定次郎一生的得意之笔。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所有古董都包销给他了。”段勇说。像之前许多次 流失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恭王府究竟卖出了多少文物。如今，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大量中国清宫钟表，都是创始人根津嘉一郎1912年以后从山中商会购得， 一般认为，那正是当年从恭王府流出的文物。“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山中定次郎传》中，关于当年收购恭王府文物，有这样一句评价。

山中定次郎创立的山中商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古董连锁店，在北京也有分号。段勇说，当时，只要他一到北京，城中古董商总不免一阵骚动。因为山中 出价高，古董商们对他趋之若鹜。他一般总是花一个上午安坐店内，查看送上门来的货物。到了下午，他便晃悠到京城几家一流古董店看看，搜寻漏网之鱼。当他打 听到逊位以后的清廷曾将许多文物抵押给北京各大银行时，就开始紧盯不放。最后，这些抵押品也大多被他收入囊中。

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用段勇的话说，“与溥仪相比，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对文物构成了一种反向流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收藏的绝大部分 文物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数量不是很多，大约一共几十件，但件件都是镇馆之宝的级别”。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李白仅存的墨 迹《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南宋杨婕妤《百花图》等顶级书画。“文博界的人对张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很多收藏家主动或被动地捐 出了文物。从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是主动的情绪占比更大些。”

与山中定次郎一样，卢芹斋也是当时这批古董商里的重要角色。他曾将大量文物卖到国外，其中有许多为非法流失文物。卢芹斋最为国人诟病的，是他曾 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倒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他比较复杂，一方面将海量中国包括非法获取的文物卖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也出钱资 助了辛亥革命、抗战，还一直热心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此人值得研究，他的大量档案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这些古董商造成了国宝的大量流失，在我们看来是十分痛心的。但是收藏这些文物的西方博物馆也有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在他们那里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如果不是在战乱中流入外国，它们也可能被损毁。有些问题不是非黑即白，需要全面看待。”长期在文博领域工作，并频繁接触海外博物馆， 段勇的态度比较公允。不过他也指出，这里的“全面看待”当然要包含一个前提：这些商人“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是授意偷盗，与劫掠者和盗墓贼不同”。

面对所藏中国文物的来源合法性问题和追索问题，大都会博物馆始终三缄其口。直至2016年，时任馆长托马斯·坎贝尔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做出 回应：“这么多年来，大都会的收藏方式有许多改变，我们的法律以及道德标准也有许多变化。有追索问题出现时，我们总是按件处理，非常审慎地考虑每一个案 例。”

清宫文物能追索回国的案例很少

《国宝星散复寻踪》一书的诞生，也与一次海外文物追索有关。1990年代初，一批盗掘自甘肃大堡子山秦墓的文物流入海外，入藏两家博物馆。之后，中国展开了漫长的追索，文物主管部门也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文物流失情况调查，其中包括对清宫文物去向的再次盘点。

关于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与清宫文物的具体数目，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引用过的一组数 据：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收藏有中国文物163万件。经过反复查证，段勇认为这个数据其实是“出口转内销”，出自国内学者的粗略估计，后被海 外研究者采信。据他测算，流散海外的文物大约为1500万件，清宫文物10多万件。“不要认为流入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非法的，其实，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商 品和礼品的形式外流，非法的大约仅有十分之一。但清宫文物则相反，绝大部分都是非法流散。”

发生在英国军官劳伦斯·约翰逊身上的故事，是当年文物流失的一个典型。此人将一件极为著名的文物、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从中国带到英 国。段勇觉得，劳伦斯并不了解这幅古画的价值，只是冲着卷轴上的玉别子，才去向大英博物馆兜售，后者最后以25英镑的价格将画买下。“此前国内很多人认为 《女史箴图》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这一说法实为讹传。火烧圆明园时，劳伦斯并不在场。1900年他恰好在北京，3年后，他就将这幅画卖给了大英 博物馆。”

对1900年八国联军的暴行，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可 具体到劳伦斯个人，他究竟以何种手段得到了《女史箴图》，却难以确认。按照劳伦斯自己的说法，这幅画是他在颐和园外执勤时，一位贵妇人赠送的。“我们认 为，他这个说法，一没有旁证，二不合情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就在颐和园，”段勇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直接抢走了《女史箴 图》，我们只能依靠合理推断。”

在国际文物追索中，要找到确凿的文物被盗证据，往往十分困难。而清宫文物的追索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中国分别于1989年和1997年才加入两 项重要的防止文物非法转让的国际公约。这意味着，在这两个时间点之后非法流失的文物才适用这两份公约，并且对非缔约国没有约束力。

“追索清宫流失文物比追索90年代以后流失的文物要困难得多。”段勇说，“能够追索回国的案例相当少，大量清宫文物都是通过拍卖回到国内的。” 段勇和他的同事也关注到公开市场中的清宫散佚文物。通过对雅昌数据库和拍卖机构历年的图录、目录的整理，他们共搜集到1400余条清宫文物拍卖记录，经鉴 定、甄别，共收录了1056条疑似清宫散佚文物的信息。数据所涉及的拍卖时间自1998年直至2016年。也就是说，就项目组搜集到的材料，这19年里， 共有约1056件清宫文物进入公开市场。

不赞成藏家回购非法外流的文物

也正是在最近20年间，中国一步步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中国文物的集散地从美国、日本逐渐回到了香港、北京和上海。雄心勃勃的收藏家们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这些行为，在特定时期，被敷上爱国色彩，为公共舆论所鼓励，甚至为他们带来实质上的好处。

但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段勇并不赞成藏家回购非法外流的文物。“如果不涉及非法流失，该买就买，这是个人意愿。但对于非法流失，作为赃物，问题就 比较复杂。把被抢走的文物买回来，就是里外吃了两次亏，情感上说不合适。而从法理上讲，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精神和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也规 定收藏家应当自律，不得购买来源不合法的文物。”

在清宫文物的回流上，令段勇颇感欣慰的是，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两尊圆明园兽首终于在2013年回到国内。将它们捐给中国政府的是正计划进一 步拓展中国市场的佳士得大股东皮诺家族。两件兽首是英法联军劫掠自圆明园的文物，2009年，佳士得将在巴黎上拍这两件文物的消息曾触动国人的神经，国家 文物局也发表声明，明确反对拍卖，后又对佳士得入境业务进行了制裁。“在道德上，我们阻止拍卖是站得住脚的。但在法律上，我们缺乏可以援引的国际公约和对 方的国内法。”段勇说。

拍卖会依然如期举行，中国藏家蔡铭超赴巴黎拍下了两件兽首，又拒绝付款，文物最终流拍。“不知道蔡先生初衷如何，这是个人行为，我不能妄加揣 测。”段勇觉得，此事引起的结果是好的，引起了法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兽首很难有再次公开交易的可能性，这些都对藏家和拍卖行构成了压力。令他稍感遗憾的 是，当时对蔡铭超此举的批评一度成为主流，人们认为他“不讲诚信”，“丢了中国人的脸”。在段勇看来，“这样的评论，似乎稍稍有些偏了”。

[责任编辑：曾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