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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国宝的命运:袁世凯曾提出变卖瓷器

来源: 新浪收藏  2017-04-18 15:23
清末国家剧变之时,历代清王室收罗的珍宝也就成了各方觊觎之物。而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曾想卖掉宫内的瓷器换钱。
清末国家剧变之时,历代清王室收罗的珍宝也就成了各方觊觎之物。而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曾想卖掉宫内的瓷器换钱。

刘江华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迟至10月12日才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并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到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 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第二天,荫昌所带兵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透露了秘密。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 望。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国库四五 千万两的存银,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

近来有一种说法,宣统时期,清朝的经济实力当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确实,清廷的财政收入不少。根据《清史稿·食货志》的记载,宣统二年,度支 部公布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全年收入预计为约银2.97亿两。但支出浩繁,导致财政缺口相当大,宣统三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4400多万两,宣统四年也达到 4300多万两。财政紧张,导致像东三省地区,官员只发九成工资,而占官员收入大头的养廉银,则只能按六成发放。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 纷向清廷要钱,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就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同时,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纷纷要钱防备起义的严峻现实,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钱借到。当然,钱不是那么好借的,此后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就想到了出售宫内瓷器换钱的主意。

欲借洋款四处碰壁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五百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同意出借六百万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镑,用 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550万镑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比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 不低于4400万两。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 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白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 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究其原因,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南方的革命党。后来代 表袁世凯南下与革命党谈判的唐绍仪就报告:革命党准备以苏沪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七百万元;又想以浙江盐税作抵押借款八百万元;此外还有以招商局轮船 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银一千万两等设想。

但这些动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其他各国也向清廷关上了借款的大门。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军, 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革命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革命 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12月29日,驻美国使馆代办容揆报告清外务部,他与前驻美大臣亲自出 马,多次和所罗门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罗门虽愿意借,但害怕美国指责,不敢借款给清政府。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 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给袁世凯扣上了盗卖大内瓷器的帽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

沈阳故宫收藏的金边青花五赤龙云水盘
沈阳故宫收藏的金边青花五赤龙云水盘
袁世凯差点把宫内的瓷器卖掉
袁世凯差点把宫内的瓷器卖掉

袁世凯提出变卖瓷器

在清廷想起用袁世凯镇压武昌义军时,袁世凯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筹措三四百万两军费。可惜清廷财务紧张,隆裕太后先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 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但面对各省纷纷伸出的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宣统三年,清宫 档案中关于颁发内帑银的最后一项记载,是隆裕太后用内帑银给所有禁卫军、左右翼巡警、武卫左军各项兵丁著每名赏银一两,总数估计也就几千两。从上百万两的 大手笔到几千两,看来,慈禧积攒下来的宫中私房钱,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越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 善。无奈之下,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1644年顺治入关迁都北京,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作为大金和大清 的都城。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究竟是谁向袁世凯等作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 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稀世奇珍、全球罕见”。

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 一人。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经嘉庆同意后,内务府广储司就曾发出公告,招商变卖大内圆琢瓷器十五万件、头号高丽纸二十万张。 公告中就说,有意竞标者,先将价银交到广储司银库,然后再到仓库领取物件。咸丰三年(1853年)五六月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下令将 宫中三口金钟熔化,制成金条、银条后变卖。根据负责此事的恭亲王奕訢事后的报告,整个熔铸工作统共实得金3万多两。

盛京藏品估值三千万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要先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他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 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所藏的《赵尔巽全宗案卷》,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将此消息发电报告知赵尔巽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由此可知,当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准此 项变卖,早朝结束,袁世凯就见了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袁世凯当时变卖大内瓷器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1912年1月5日,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 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从电报中可知,赵尔 巽此时已经派人开始查验盛京大内藏品,而且查验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袁世凯在奏折中所说的大件瓷器,还包括其他藏品。而电报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表明, 此时袁世凯已指定人员(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负责盛京大内瓷器的变卖工作。

大内瓷器不多,这可能让袁世凯深感失望。但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估计会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赵尔巽积极进行变卖准备,已经开始清点和估值。 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三千万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满清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 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根据赵尔巽的 估算,价值应在三千万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在这份电报中,他还卖关子说“宝物一部,今尚秘不发表”。

这封电报译出时间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信末尾“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可推知,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 司”牵头。这与赵尔巽发给清廷相关电报中提到的“朱司使”刚好吻合。同时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出面有意购买此批藏品的多是外国人。

孙中山阻止变卖瓷器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李那儿亲自到沈 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未能仔细验看,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根据贝 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三千万,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 绝,“惟李君所开瓷器价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给贝铎送去了沈阳故宫所藏瓷器清单——也就是他此前在 给清廷的电报中卖关子“今尚秘不发表”的宝物。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令人 意外的是,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他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变卖藏品一事并立即回 复。而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日,第二天就是中国的春节,袁世凯为何要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孙中山过问此事。《孙中山全集》显示,孙中山在2月15日给刚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电称:“闻奉天行宫所藏器 物,由私人订卖与外国,价值甚巨。按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私卖。特此奉告,请严饬禁阻。”袁世凯回复孙中山称已电令奉天方面查 禁的同时,赶紧发电报给赵尔巽。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也不敢怠慢,回复称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 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孙中山的过问、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即 现沈阳)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贲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离任之际,他也想买这批 瓷器。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贲的胃口要小许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 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变卖宝器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

承德避暑山庄是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点工作,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档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赵尔巽全宗案卷》至少说明一点:简单而武断 地将袁世凯定为大内瓷器盗卖者,并不准确。1913年,这两个地方3150箱的23万多件都被运到北京。北洋政府因此特意在故宫西华门内咸安宫旧址上修建 了三栋二层小楼作为存放库房,此楼因此得名“宝蕴楼”。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责任编辑:曾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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