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国宝的命运：袁世凯曾提出变卖瓷器

刘江华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迟至10月12日才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并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到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 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第二天，荫昌所带兵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透露了秘密。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 望。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国库四五 千万两的存银，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

近来有一种说法，宣统时期，清朝的经济实力当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确实，清廷的财政收入不少。根据《清史稿·食货志》的记载，宣统二年，度支 部公布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全年收入预计为约银2.97亿两。但支出浩繁，导致财政缺口相当大，宣统三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4400多万两，宣统四年也达到 4300多万两。财政紧张，导致像东三省地区，官员只发九成工资，而占官员收入大头的养廉银，则只能按六成发放。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 纷向清廷要钱，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就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同时，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纷纷要钱防备起义的严峻现实，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钱借到。当然，钱不是那么好借的，此后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就想到了出售宫内瓷器换钱的主意。

欲借洋款四处碰壁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五百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同意出借六百万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镑，用 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550万镑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比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 不低于4400万两。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 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白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 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究其原因，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南方的革命党。后来代 表袁世凯南下与革命党谈判的唐绍仪就报告：革命党准备以苏沪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七百万元；又想以浙江盐税作抵押借款八百万元；此外还有以招商局轮船 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银一千万两等设想。

但这些动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其他各国也向清廷关上了借款的大门。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军， 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革命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革命 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12月29日，驻美国使馆代办容揆报告清外务部，他与前驻美大臣亲自出 马，多次和所罗门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罗门虽愿意借，但害怕美国指责，不敢借款给清政府。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 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给袁世凯扣上了盗卖大内瓷器的帽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

袁世凯提出变卖瓷器

在清廷想起用袁世凯镇压武昌义军时，袁世凯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筹措三四百万两军费。可惜清廷财务紧张，隆裕太后先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 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但面对各省纷纷伸出的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宣统三年，清宫 档案中关于颁发内帑银的最后一项记载，是隆裕太后用内帑银给所有禁卫军、左右翼巡警、武卫左军各项兵丁著每名赏银一两，总数估计也就几千两。从上百万两的 大手笔到几千两，看来，慈禧积攒下来的宫中私房钱，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越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 善。无奈之下，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1644年顺治入关迁都北京，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作为大金和大清 的都城。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究竟是谁向袁世凯等作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 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稀世奇珍、全球罕见”。

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 一人。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经嘉庆同意后，内务府广储司就曾发出公告，招商变卖大内圆琢瓷器十五万件、头号高丽纸二十万张。 公告中就说，有意竞标者，先将价银交到广储司银库，然后再到仓库领取物件。咸丰三年（1853年）五六月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下令将 宫中三口金钟熔化，制成金条、银条后变卖。根据负责此事的恭亲王奕訢事后的报告，整个熔铸工作统共实得金3万多两。

盛京藏品估值三千万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要先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他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 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所藏的《赵尔巽全宗案卷》，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将此消息发电报告知赵尔巽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由此可知，当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准此 项变卖，早朝结束，袁世凯就见了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袁世凯当时变卖大内瓷器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1912年1月5日，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 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从电报中可知，赵尔 巽此时已经派人开始查验盛京大内藏品，而且查验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袁世凯在奏折中所说的大件瓷器，还包括其他藏品。而电报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表明， 此时袁世凯已指定人员（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负责盛京大内瓷器的变卖工作。

大内瓷器不多，这可能让袁世凯深感失望。但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估计会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赵尔巽积极进行变卖准备，已经开始清点和估值。 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三千万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满清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 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根据赵尔巽的 估算，价值应在三千万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在这份电报中，他还卖关子说“宝物一部，今尚秘不发表”。

这封电报译出时间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信末尾“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可推知，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 司”牵头。这与赵尔巽发给清廷相关电报中提到的“朱司使”刚好吻合。同时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出面有意购买此批藏品的多是外国人。

孙中山阻止变卖瓷器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李那儿亲自到沈 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未能仔细验看，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根据贝 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三千万，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 绝，“惟李君所开瓷器价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给贝铎送去了沈阳故宫所藏瓷器清单——也就是他此前在 给清廷的电报中卖关子“今尚秘不发表”的宝物。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令人 意外的是，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他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变卖藏品一事并立即回 复。而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日，第二天就是中国的春节，袁世凯为何要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孙中山过问此事。《孙中山全集》显示，孙中山在2月15日给刚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电称：“闻奉天行宫所藏器 物，由私人订卖与外国，价值甚巨。按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私卖。特此奉告，请严饬禁阻。”袁世凯回复孙中山称已电令奉天方面查 禁的同时，赶紧发电报给赵尔巽。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也不敢怠慢，回复称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 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孙中山的过问、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即 现沈阳）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贲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离任之际，他也想买这批 瓷器。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贲的胃口要小许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 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变卖宝器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

承德避暑山庄是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点工作，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档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赵尔巽全宗案卷》至少说明一点：简单而武断 地将袁世凯定为大内瓷器盗卖者，并不准确。1913年，这两个地方3150箱的23万多件都被运到北京。北洋政府因此特意在故宫西华门内咸安宫旧址上修建 了三栋二层小楼作为存放库房，此楼因此得名“宝蕴楼”。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