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海内三宝之一 又两次出土：这个大鼎不寻常

来源：博物馆丨看展览

原标题：被誉为“海内三宝”之一 又曾两次出土：这个大鼎不寻常

公元1937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子夜时分。

那夜的月色格外明亮，苏州城内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在月色的陪伴下进入了梦乡。然而，一条名叫南石子街的小巷内，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四个男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行动。

在女人的指挥下，四个男人将一间屋子正中的方砖地面撬开，露出下面的土地，又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土坑。挖出的泥土，或是培在院中的松树根部，或是撒在屋子后面的花园里，不留下一点痕迹。

他们把事先钉好的一个木箱放入土坑，从房里抬出两尊巨大的青铜鼎放入木箱中，再用小件青铜器和旧衣物填满箱子里的缝隙。盖上箱盖后，几个人将方砖按原样铺好，又摆上一张八仙桌掩人耳目，这才匆匆撤退。

领头的年轻女人望着天上的明月，不断祈祷：希望这样，能够使我潘家收藏的大克鼎、大盂鼎免于被日寇掠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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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内壁铸有铭文290字，是西周晚期一名叫克的“膳夫”——也就是掌管宫廷膳食的官员——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由于克的祖父对国家有功，周王特别任命克为宫廷大臣，并赐给克礼服、土地和奴隶等。

大克鼎有两耳，口部微敛，腹略鼓，底部的三足略似兽蹄，整体造型显得沉稳厚实。它的颈部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腹部饰环带纹，鼎足上还装饰着浮雕兽面纹，是青铜纹饰与雕塑艺术的完美融合。

大克鼎铭文的书法体势严谨，有些地方还能见到清晰的格线。铭文的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呈现出一种舒展、端庄的风尚。

这样一件先秦青铜艺术的瑰宝，却“生”不逢时，于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的一处窖藏中。任村窖藏的这批青铜器数量惊人，共1200多件，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批青铜器出土不久，便被各色人等瓜分殆尽。

大克鼎也不例外。这座与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的鼎，起初被卖到天津，由晚清著名学者、《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购得。不久以后，柯劭忞又以650两白银的价格，将大克鼎转卖给了著名收藏家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清代收藏家，所藏钟鼎彝器多达五百余件，还收藏历代印章三百余方

在大克鼎入藏潘家之前，潘祖荫已经收藏了大盂鼎。如今得到大克鼎，拥有了三宝中的两宝，潘祖荫大喜过望，亲手刻下两枚印章“宝藏第一”“铜雀春深锁二乔”以志纪念。

潘家收藏有海内青铜器两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潘宅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想一睹二宝真容的，有出高价求购的，都被潘祖荫一一回绝。潘祖荫去世之后，他的家人也延续了这种做法，对他人的询问一概采取“否认三连”：

没有！不知道！别瞎说！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索性将大克鼎和大盂鼎从北京秘密地运回苏州老家。在位于苏州南石子街的老宅里，潘祖年为这两件重器专门打制了两只大木柜，平时柜门严锁，看上去和一般的衣柜无异，而外人根本不知里面放的竟是声名在外的大鼎。

▲对于潘祖年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说他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吴湖帆的岳父，知道的人就多了。吴湖帆的原配夫人潘静淑是潘祖年的女儿。图为吴湖帆与潘静淑

然而，两尊大鼎到了苏州之后也不得安生。在那段时间内，大鼎最执着的追求者，当属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了。（欲了解端方，可点击：文物丨没想到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也有搞文物收藏的人）

据潘祖年回忆，端方曾多次找到他谈论大鼎的事情，有时候说要出重金购买，有时候说想借来观摩几天，甚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看这两件国之重器。但无论端方怎样软磨硬泡地想接近大鼎，潘祖年都不为所动，只回他简单的两个字：“没有！”

直到1911年，端方在川湘鄂保路运动中被哗变的士兵杀害，他对两尊大鼎的追求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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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潘祖年去世。由于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的几个儿子均早夭，嗣孙潘承镜也已经去世，所以守护大克、大盂二鼎的任务，就落在了潘承镜的妻子，也就是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肩上。

▲潘达于，原姓丁，18岁时嫁入潘家，婚后3个月丈夫潘承镜去世。图为老年潘达于

当时的潘达于年仅20岁。她对金石古物所知不多，也不清楚潘氏收藏的具体数量，便延续了祖辈的做法，将收藏大鼎和其他一些贵重藏品的屋子统统上锁。面对觊觎大鼎的众多文物贩子、中外收藏家等，她的回答也和祖辈的回答一样干脆：“没有！”

就连民国政府，也无法改变潘达于守护文物的决心。20世纪30年代中叶，政府在苏州新建了一座大楼。某位政界要员突发奇想，希望在大楼落成之后举办一个展览会，劝说潘家将两件大鼎拿出来参展。潘达于心中很清楚，一旦大鼎到了展览会上，必定有去无回，便婉言谢绝了政府的邀请。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上海滩燃起战火，苏州也危在旦夕。

此时的潘达于本已经在苏州郊区的光福山中避难，但她思来想去，还是放心不下锁在城里家中的两件大鼎，便在中秋节前冒着轰炸又偷偷跑回了家。

大盂、大克二鼎体型巨大。在避难途中，不可能将它们带在身边看护。但如果只是将大鼎锁在家中的话，一旦苏州沦陷，二鼎一定会落入日军的魔爪之中。

万般无奈之下，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深夜埋鼎的那一幕。

参与埋鼎的五个人，除了潘达于，还有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和潘博山的弟弟，以及潘家的两个老木匠，都是忠诚可靠之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五个人都对埋鼎一事守口如瓶，没有向外人吐露半个字。

在抗日战争期间，潘家收藏大克鼎、大盂鼎的故事，似乎变成了一个传说。日军占领苏州之后，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闯入潘家，搜刮精品书画、各种器物，却始终没有发现大克鼎、大盂鼎的踪迹。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地面塌陷。潘达于和家人秘密挖开大坑，把大盂鼎、大克鼎起出，安置在一间偏房的角落。然后，他们把收藏青铜器的房间门窗钉死，外面堆放上旧家具和杂物，伪装成一个普通的堆放杂物的墙角。

就这样，大克鼎、大盂鼎有惊无险地躲过一次次劫难，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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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

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足以轰动整个上海的捐赠信。信中提到：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所得克保永久，近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积极筹办大规模之博物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发扬新爱国主义教育……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祈拟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

信的落款为“潘达于谨启”。

原来，抗日战争后，潘达于从苏州移居上海，两座大鼎仍存放在苏州老宅中。在上海，潘达于亲眼目睹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不同，毅然决定将大克鼎、大盂鼎以及潘氏收藏的其余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1年7月27日，上海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自愿协助交接大鼎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前往苏州潘宅，在潘达于的指点下用稻草、棉絮将两件大鼎包扎好，放入箱中。28日早上，大鼎包装完毕，29日下午到达上海。8月2日，两件大鼎被上海市文管会顺利接收。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达于捐献文物之举。文化部也为潘达于颁发了奖状，还奖励她2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没想到，潘达于却将奖金全部捐出，用于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大盂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珍宝自此各镇一方，南北呼应。

2007年8月，潘达于与世长辞，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她的名字，被刻在上海博物馆的捐赠人姓名墙上，永远守护着她珍视的大克鼎。

2017年，大克鼎又被选为“国家宝藏”，将在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亮相，由一位“国宝守护人”来讲述大克鼎的故事。

晚清时期，大克鼎就被人称为“海内三宝”之一，如今又入选“国家宝藏”，不由得让人感叹：古今之间，或许真的有一道命运的丝线——更高级一点的说法，是“文脉”——相连，创造了许多颇有趣味的巧合。

但是，我们在感叹过去与现在奇妙巧合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感谢这道“文脉”的守护者呢？

比如说，像潘达于老人一样，在乱世中坚持保护文物的人；在博物馆中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文物各方面研究的人；坚持不懈，向公众传播文物知识的人；心灵手巧，努力延长文物寿命的人……

参考文献：

吕友者。 清末潘祖荫鉴藏艺事[J]。 东方收藏， 2013（9）：122-125。

佚名。 潘达于捐献大盂、大克鼎史料两件[J]。 档案与史学， 1996（1）：30-31。

董少东。 鸿宝浮沉——大盂鼎大克鼎流传记[N]。 北京日报，2010-03-0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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